体育资讯2月13日讯 近期杨黔东申请自由身仲裁，以及恒大足校向杨黔东及其监护人发出律师函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据《足球报》记者陈永报道，其实鲁能足校也受到了其他俱乐部高薪挖人的冲击。
放眼整个职业联赛，金元足球后遗症导致职业俱乐部大规模退出，更是让职业青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目前稳定进行青训的职业俱乐部在10家左右。由此，优秀青少年人才缺口越来越大，供需矛盾突出，青少年球员便“奇货可居”。经纪人和家长都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益，违规操作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
违规操作包括且不限于违规接触球员，以及以违规向青少年球员家长支付酬金的方式诱导其拒绝和原青训机构签约。当然，高薪诱惑更是普遍现象。实际上，此次受到冲击的不止恒大足校，鲁能足校亦是如此，要知道，鲁能足校背靠的是山东泰山俱乐部，但也未能幸免，成为经纪人或者其他俱乐部挖人的另一主要目标，有的球员已经流失，有的正在流失，留下的签约成本也大幅度提升。
当前中国的职业青训，包括部分社会青训机构实施的是免费培养模式，且俱乐部往往从8到10岁便开始重点培养（这其实也是难以普及的不合理模式），培养一名优秀球员需10年之功。至于成本核算，绝不止为这个球员付出的单一成本，实际上，球员的高淘汰率还带来了额外的损耗，成本是数倍乃至十倍增长。
但挖人很简单，付出的成本也非常低。这其实还连带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联合机制补偿目前在中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无法给青训机构提供持续的利益；其二，培训补偿数额不高，此前培训补偿中超俱乐部（第一类别）是50万，2023年调整为20万，目前12周岁到15周岁期间的培训补偿仅1万元人民币（第四类别）。
延伸来讲，中国当前的青训体系实际上是畸形的，部分青训机构在8到10岁便开始进行精英培养，投入成本极大，而欧洲的职业俱乐部，学校及各类业余俱乐部分摊了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只需要聚焦大年龄段精英球员的培养，由此，他们的利益和青少年球员的利益有冲突，但总体上运作非常规范，甚至可以实现利益的统一。
基于当前中国职业足球的现状和青训机构的现状，和世界接轨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三级职业联赛的职业俱乐部，有超过50%拥有15年以上的历史，有超过80%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且中超、中甲和中乙超过80%系统参加各年龄段赛事，同时校园足球和更多的业余俱乐部越来越好，职业联赛的转会体系可以提供丰厚的联合机制补偿，那么和国际接轨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前这样的条件显然不具备。
目前来看，放缓政策调整的步伐是有效的方式，如果政策无法更改，那就需要在监管上重拳出击：重拳打击违规接触青少年球员的情况，重拳打击违规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